AI数字人正在快速进入日常生活。虚拟主播可以全天直播，虚拟讲解员能在展厅里与人对话，虚拟演员出现在影视和广告中。技术突破让一些人开始想象，将来或许会有一个与虚拟人共生的交互世界。在这种背景下，AI数字人的权利边界在哪里，现行法律如何对其进行规制，成了需要认真讨论的问题。AI数字人既是复杂的权利客体，又在不同场景下可能具备多种作品性质，将来能不能作为作者创作作品，也是一个值得思考的方向。本文就当前AI数字人的法律地位、生成内容的归属、著作权保护样态以及管理规范等问题，做一次浅显的梳理。

一、AI数字人的概念和当前定位

通常所说的AI数字人，是指存在于非物理世界里，利用图形学、数字图像处理或人工智能等技术，通过真人驱动或计算驱动，模拟人类外貌、声音、行为甚至交互能力与性格的虚拟数字形象。目前常见的应用有虚拟主播、虚拟客服、虚拟偶像、虚拟讲解员等。从技术实现看，分为真人驱动和算法驱动两类。真人驱动依靠动作捕捉等方式，将真人的表情和动作实时映射到虚拟形象上；算法驱动则靠程序和数据生成形象与反应，不需要真人同步参与。无论是哪种，AI数字人目前还只是技术产物，不是有自主意识的主体。

在弱人工智能阶段，AI数字人没有真正的智能和意识，不能独立进行意思表示，也无法承担法律责任。它属于“被造物”角色，是民事法律关系中的客体，而不是主体。这一点决定了当前所有关于AI数字人的权利讨论，都必须以客体为起点，而不是以拟制人格为前提。

二、AI数字人的法律地位和生成内容的权利归属

因为不具备人格属性，AI数字人本身不享有名誉权、荣誉权、隐私权等人格权。如果有人对某个虚拟形象进行辱骂或捏造谣言，不能以虚拟人自己的名义去维权。实践中，这种行为可能侵害的是AI数字人服务提供者的商业利益，或者背后真人的名誉，需要借助相关第三方的权利来主张保护。也就是说，虚拟人受到的侵害，实际上是通过保护人或者企业的权利间接得到处理的。

在著作权法领域，著作人必须是自然人、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。AI数字人哪一类都不是，不可能成为著作权人，也不能享有邻接权。即便由AI数字人生成的内容看起来具有独创性，仍然不能认为虚拟人“创作”了作品。因为创作行为需要智力投入，而现在的人工智能没有人格和自主意识，它只是按照人的设定和数据进行运算输出。当前理论和实践都倾向于认为，如果生成内容构成作品，其著作权归属于在创作过程中作出实质贡献的自然人或者单位。实质性贡献包括对素材的选择、编排方向的确定、参数的调整、生成结果的筛选等。这些行为体现了人的审美和判断，而不是机器的自主意志。简单说，虚拟人是工具，工具不能成为作者，用工具创作的人才能成为作者。

这一归属规则对AI数字人同样适用。无论是真人驱动的虚拟偶像在直播中唱歌，还是算法驱动的虚拟主持人播报新闻，只要产生的内容构成作品，权利都要追溯到安排和决定该内容表达的人或组织身上，而不是虚拟人本身。

三、AI数字人在著作权法中的作品样态与保护方式

AI数字人本身虽然是客体，但它是一种有价值、有商业用途的资产，可以受到著作权法的保护。目前主要根据它不同的表现形态，纳入既有的作品类型。

从形象看，不管是算法驱动还是真人驱动的AI数字人，其外在形象通常需要美术人员设计角色造型，包括线条、色彩、比例、服饰等。如果这些设计具有独创性，能够体现作者独特的美学判断，就可能构成美术作品。即便是在三维空间中建模形成的立体形象，只要能被视为造型艺术作品，同样可以受到保护。如果AI数字人出现在一段视频里，且该视频具备独创性，符合视听作品的构成要件，那么这段视频就可以作为视听作品受到保护。虚拟人出镜的画面、运镜、剪辑编排等，都会成为该作品的一部分。这种保护直接针对视频内容，而不是针对虚拟人本身。

需要注意的是，真人驱动型AI数字人的情况要更复杂一些。真人在驱动时所作出的表演，可能构成著作权法意义上的表演活动，表演者因此享有表演者权。但是，虚拟形象本身不是表演者，表演者是背后的真人。此时，要区分对表演活动的权利和对虚拟形象的权利，两者并不重合。

另一个特殊之处在于，AI数字人因为具有“人形”外观，很容易和真实自然人的肖像、形象产生关联。如果制作AI数字人时，未经他人同意，使用了他人的面部特征、体态特征或其他可以识别到特定人的素材，就可能构成对肖像权的侵害。在算法驱动的情况下，通过大量图片学习生成某个近似真实人物的虚拟面孔，也有同样的法律风险。这时，不仅要考虑著作权法上的规制，还要回到民法典人格权编。自然人对自己肖像享有制作、使用、公开以及许可他人使用的权利。未经同意制作与某人肖像高度对应或可关联的虚拟形象，属于非法使用，需要承担停止侵害、消除影响、赔礼道歉、赔偿损失等责任。所以，AI数字人的制作与使用，始终处在著作权和人格权两层法律的共同规制之下。

四、管理规范与规制倾向——以新规征求意见稿为观察点

随着AI数字人应用不断铺开，监管层面的关注也在增加。2026年4月3日，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公布了《AI数字人信息服务管理办法（征求意见稿）》，这是国内首个专门针对AI数字人信息服务的管理规范草案，从中可以看出当前官方对这一领域的审慎态度和具体规制方向。

这份征求意见稿首先表现出对个人信息保护的高度重视。第四条明确规定，使用敏感个人信息进行建模、形象生成、场景构建等活动，必须取得自然人的单独同意。一旦自然人撤回同意，服务提供者应当删除相关个人信息，消除影响，不得留存信息或者另作他用。除非当事人另有约定，还应当注销对应的AI数字人。这一规定直接连接了个人信息保护法与AI数字人的全生命周期管理，把“同意”和“删除”当作控制虚拟人存续的关键开关。个人信息不再是可以用完即弃的材料，而是与虚拟人的存在本身绑定在一起。

在未成年人保护方面，征求意见稿提出了明确的禁止性要求。不得向未成年人提供虚拟亲属、虚拟伴侣等虚拟亲密关系服务，也不得提供诱导过度消费、诱导信教等内容的AI数字人服务。这些要求针对的是AI数字人可能带来的心理依赖、非理性消费和精神误导风险，特别是对于辨别能力较弱的未成年人。

从责任主体来看，征求意见稿主要区分了三类主体：AI数字人服务提供者、技术支持者和服务使用者。服务提供者是面向用户提供交互服务的主体，技术支持者是提供算法、模型等底层技术的单位，服务使用者则可能是主动使用AI数字人进行内容生产或运营的组织或个人。目前这份草案把更多责任和义务放在了服务提供者身上。原因在于，AI数字人具有实时在线、可广泛响应和智能交互的能力，往往具有较强的舆论属性或社会动员能力。一旦传播不当信息或者被恶意使用，可能造成较大社会影响。因此，服务提供者被认为需要承担大量的主体责任，包括对生成内容的审核、建立安全评估机制、配合监管等。草案还要求服务提供者落实相应技术安全措施，防止虚拟人被篡改、冒用或用于违法活动。这种责任分配模式，符合互联网平台治理的一般逻辑，也回应了AI数字人风险的特殊性。

整体看，征求意见稿没有急于赋予AI数字人任何法律上的主体地位或独立权利，而是沿着“管行为、管内容、管主体”的路径，把规范重点放在人身上，放在服务链条上。这表明监管者认为，虚拟人的风险根源于人对技术的使用，把人的行为规范好，才能控制住虚拟人的影响。

AI数字人作为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的重要产物，其智能水平还在不断提升。当前它只能作为权利客体，处在著作权法、人格权法和行政监管的共同作用之下。它的权利边界基本为零，但围绕它而产生的利益关系、责任分配和合规要求却正在变得复杂。法律在当下主要不是通过明确赋权来划定边界，而是通过约束相关主体的行为、限制内容生产与传播来进行规制。随着技术进一步演进，如果有一天AI数字人具备更强的自主能力甚至某种意义上的自主意识，它的法律地位就可能需要重新思考。到那时，或许会出现一部专门的《AI数字人法》，真正将虚拟人作为某种特定的权利主体来对待。那不仅是法律条文的更新，也意味着技术与社会关系的一次深刻变动。在当下这个阶段，把客体的底线厘清，把主体责任的框架搭好，是为未来做的最切实的准备。